《新京报》:数字化生存 中国互联网启蒙之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尼葛洛庞帝，他的《数字化生存》预言了互联网时代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最多值2000美元。”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笑了，“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

　　这个男人名叫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他把上面的经历写在一本书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 bits, not atoms.(世界由原子蜕变为比特)”这本书的简体中文译本，叫做《数字化生存》。

　　Internet有多远

　　1995年秋天，胡泳在清华大学的机房里第一次登上了互联网。

　　“立刻着了迷。”他说，“网络太神奇了。”

　　让胡泳着迷的是清华校内的电子讨论板“水木清华”，这也是中国最早的BBS之一。学新闻出身的胡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传递信息的方式：没有编辑、记者，不需要纸张，就能看到许多人在热闹地讨论问题。他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进而改变世界。

　　当时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当记者，他兴冲冲地去找主编朱伟报选题：“我要写一期封面故事，关于互联网。”

　　“为什么？”朱伟问。

　　“因为互联网未来的可能性太大了，我们应该关注这个东西。”胡泳说，“而且我很熟悉它。”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国最早的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 开通运营，创始人张树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馆”，后来还在中关村路口竖起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 米！”胡泳那时候就住在魏公村，天天没事就泡在瀛海威科技馆里，张树新给了胡泳一套拨号软件，用这个东西可以通过瀛海威搭建的局域网连接到真正的互联网。 胡泳觉得，他已经触摸到了虚拟世界的大门。

　　“不行。”朱伟无情地否决了胡泳的提议。

　　“当时三联生活周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外国的东西不能上封面。”胡泳说，“本刊封面一定要关注中国的事情。”可是他积累了大量有关互联网的资料和经验，很想写写这个题材，就又找朱伟磨，最后协商决定，写一篇专题文章，篇幅比封面故事少些就行了。

　　胡泳就带着摄影记者去拍瀛海威的那个广告牌，然后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Internet离中国有多远》，刊登在1996年的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上。

　　稿子发表出来以后，胡泳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表示看了这篇文章很感兴趣，问胡泳能否就此题材写本书。胡泳正有满肚子关于网络的宏论，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出版合同，书名定为《网络为王》。

　　这里要说说海南出版社。在胡泳看来，这家出版社当时可谓锐意革新，他们舍得拿出很多钱，购买国外图书的版权，将其引入国内出版，而且目标直指最 新的财经和科技图书。“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巴菲特、索罗斯，还有蓝血十杰、德鲁克等人，其实最早都是海南出版社引进的。”胡泳说，当年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董 秀玉谈过出版界选书的问题，胡泳认为三联在80年代引风气之先，介绍了很多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却在90年代落后了。“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快，新一代 知识分子如果只关注人文学术领域，而不了解经济、管理、科技这些领域发生的事情，那么知识结构会出现极大的问题。”而海南出版社的思路，正对胡泳的胃口。

　　彼时的图书版权引进事宜，必须通过代理公司，因为外国出版社还没有在华设立直接的办事机构。当时中国做版权代理业务的有两家比较大的公司，“博 达”和“大苹果”，他们在海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专事版权引进，从中收取一点中介费。海南出版社就请胡泳做选书顾问，他们经常跑到“博达”在北四环的一所 学校租的房子里，在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外国原版书里挑拣可能的畅销书。在那里，胡泳看到了《数字化生存》。

　　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

　　“那本书是黑色封面，在书堆里其实蛮‘跳’的。”胡泳回忆第一眼看到《数字化生存》时的印象。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本《Being Digital》已经上了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作者尼葛洛庞帝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同时还是《Wired Magazine》(《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书中描绘了数字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 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在前言中写道。

　　吸引胡泳的却是扉页上的献词，“是尼葛洛庞帝写给他夫人的，感谢多年来夫人对他写作的支持。”胡泳说，“有趣的是他表述年代用的不是阿拉伯数 字，而是1和0构成的计算机二进制代码。”胡泳觉得这书挺逗，就站着翻了几页，前言还没看完，胡泳就对身旁的海南出版社编辑说，你们赶紧拍板吧，就买这本 书。

　　“因为我是在80年代那种人文气氛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书里写到什么‘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将由原子转变成比特’，就感觉社会要有大变 动，不由自主地兴奋。”胡泳说，“80年代有本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很火，我看到尼葛洛庞帝这本书，就认定它是9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对编 辑表示，自己愿意亲手翻译这本书。

　　“你还有《网络为王》要写，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吧？”出版社有顾虑，如果拿下《数字化生存》，必定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里推向市场。

　　“没关系，先翻译这本书，来得及。”胡泳说。他和范海燕合作，一人一半，在20天里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Being Digital》的台湾译名是《数位革命》，“bit”这个词在台湾版里也译作“位元”，而胡泳用了音译的“比特”。至于书名，出版社建议叫《数字化革 命》，胡泳想了想，觉得好像不够震撼，就改成了《数字化生存》，“意思就是这问题上升到了生存的高度，你没赶上数字化这一波时代浪潮，可能就导致生存危 机。”

　　尼葛洛庞帝访华

　　技术专家出身的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基于新科技的发展方向，设想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未来生活细节。书中一段关于“人机界面”的论述写 道：“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就是老练的英国管家。这位代理人能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而在中国，这 种私人化、生活化的细节，显然被赋予了更多宏大的意义。“我觉得只有很少的人会从技术层面解读《数字化生存》，大部分读者可能带有某种焦虑和恐慌。”胡泳 说，“他们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在意，所以这本书的影响是超出技术圈子之外的。”1996年书出版之后，胡泳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来自业内媒体，是《中国 计算机用户》，话题还是围绕技术的。但第二天，《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就找上门来，“他们就彻底甩开技术问题，完全从生存的层面上做文章。”此后媒体仿佛抓 到了兴奋点，把“数字化生存”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书的销量也节节攀升。“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大国情结，感觉不能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信息经济浪潮中丧失机 会。”胡泳说，“所以《数字化生存》与当时中国人心底普遍的危机感暗合了。”

　　海南出版社也看到了这一趋势，决定趁热打铁，邀请作者尼葛洛庞帝访华。“费了很大劲，要向有关主管部门打报告。”胡泳记得，获得官方许可后，张 树新的瀛海威又慷慨解囊，赞助此项活动所需资金。“张树新租的场地，找的人，几乎把当时中国从事信息产业的所有前沿人物都请来了。”通过尼葛洛庞帝在麻省 的学生张朝阳牵线搭桥，中国互联网业界终于促成了这次“布道之旅”。　　(下转C11版)

　　(上接C10版)

　　这是1997年2月，张树新的瀛海威做得风生水起，小青年张朝阳还一文不名。尼葛洛庞帝访华，与《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震动有关，也 给这股热潮推波助澜。胡泳甚至收到中学生读者的来信，信中说读了这本书，就下决心投身网络科技行业。回忆起这一年的往事时，张朝阳也说：“我们组织了中国 互联网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论坛，尼葛洛庞帝到中国来看一看，再决定要不要投资。”

　　“我们开会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张树新也不知道，要早些知道的话，瀛海威就不会死了。”胡泳说，如今每次和张树新谈起当年，都唏嘘不已，“她就差那么一点儿，到1998年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1998年，尼葛洛庞帝再次访华时，活动赞助商已经变成了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而瀛海威已成历史。这一年，互联网大潮兴起，张朝阳拿到了尼葛洛庞帝的20多万美元创办搜狐。为表感谢，张朝阳给尼葛洛庞帝颁了个奖，叫“搜狐天使”。

　　“当时我是论坛的主持人，在主席台上看见底下很多观众都莫名其妙———尼葛洛庞帝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为什么叫‘天使’？”胡泳说，“没有人知道天使是什么意思，大家以为是搜狐给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其实是因为尼葛洛庞帝投了钱，是典型的天使投资人。”

　　“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

　　《数字化生存》对中国互联网业界来说，是一部启蒙之作；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书中展现的高科技生活图景，令人神往；对投身信息经济的弄潮儿们 来说，这本书带来的改变则更多。1997年胡泳写完了那本拖延的《网络为王》，田溯宁一下买了上万本，四处分发。胡泳记得，田当时正在全国大规模建设网络 基础设施，有一次他到贵州，当地官员问他来做什么，田溯宁回答：“我是来修信息高速公路的。”对方说那你去找交通厅吧，他们管修路。

　　“他费尽口舌，都很难让人家明白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干脆先送书给人看。”胡泳说。

　　胡泳自己，则把“数字化生存”落到了实处。1999年，胡泳搞了个“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这项大型活动在京、沪、穗三地同时进行，参加活动 的选手被要求只能通过互联网获取生活必需品。“关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但是可以上网，看你能不能想办法买到东西。”在电子商务还不发达的年 代，“网络生存”还是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胡泳说：“这次测试很轰动，后来又搞了一届。《数字化生存》让我成了互联网的狂热信仰者，我就是想推动互联网普 及，要直观地让老百姓知道，上网能干什么。”

　　而被奉为“数字化之父”的尼葛洛庞帝，此后又数次访问中国，却已难见当年的轰动效应。在网民数量已超2亿、居世界第一的中国，人们对新技术推动 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尼葛洛庞帝在做的事业，则转向更为务实，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低层次”的“100美元电脑”普及计划，该计划旨在使第三世界国家和贫 困地区的儿童，能够用上低价电脑，消除数字鸿沟。“这项事业困难重重，所以我非常佩服尼葛洛庞帝。”胡泳说，“他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的数字】

　　20天

　　胡泳和范海燕翻译《数字化生存》的时间，他们急于以最快速度将此书引进中国。

　　1500米

　　瀛海威广告牌上说，这是中国人和信息高速公路之间的距离。张树新创立的这家公司，是中国互联网业界的先驱。

　　72小时

　　“网络生存测试”的限定时间，这项活动意在推动互联网普及。

　　2亿

　　据CNNIC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12月，中国网民总数就突破了2亿大关，2008年6月，这个数字更飙升至2.53亿。

　　100美元

　　尼葛洛庞帝近年来积极倡导的低价电脑的价钱，这项旨在消除数字鸿沟的计划名为“OLPC”(One Laptop PerChild)，尼葛洛庞帝希望，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孩子都能拥有一台电脑。